那年今日
5月19日，备受瞩目的“看·见殷商”展览，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对观众开放。全国28家文博单位的338件（套）文物亮相，涉及甲骨、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其中“一级加”重点文物超50件（套）。
殷商时代，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今天，北京日报纪事栏目，带您一起回顾，殷墟是如何被发现的。
“看·见殷商”开展首周，最受关注的文物无疑是近半个世纪来首次同框的两座妇好鸮尊。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位王后、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没有记载过妇好的名字，她的事迹通过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被今人所知。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世人不但不知妇好，即便是她所在的商代，因为只存于后世史书而无实证，也被疑为史影乃至传说。
甲骨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文献记录，目前已知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出土于豫北洹河边的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这里曾经是商朝的都邑，古称殷，因而商朝又被称为殷商。商朝灭亡，殷都废弃，深埋地下三千年。直到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被发现，这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都才以“殷墟”之名闻名于世。
1928年，殷墟考古挖下了第一铲土，王国维、傅斯年、李济、梁思永……一代国学大师、史学大家，都曾借殷墟叩问国史。
中国的考古学家第一次以实物资料，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有物证可考的中华信史向前延伸了1100多年。
“人吞商史”
殷墟的发现，须从安阳小屯村村民发现“龙骨”的传说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安阳工作站站长、殷墟博物馆的副馆长唐际根告诉北京日报记者：“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偶然。”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个地方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人的理想地点。
直到明朝时，才开始有人移居到这里，因此，小屯村的“村史”距今也只有几百年。
清末以来，小屯的村民常常会在耕作中从地下挖到一些龟甲、牛骨等碎骨片。村民们认识不到这些碎骨片的价值，将这些骨片随意抛弃。
到了19世纪末，小屯村里有了一个传说。据说有个叫李成的剃头匠，得了疥疮没钱抓药。他不知从何处得知，有种中药叫“龙骨”，能治自己的病。
龙骨，确实是一味中药材，指的是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骼的化石。但是在很多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里，中药材往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比如最常被提及的《本草纲目》里，引经据典地解释龙这种神异的动物。李时珍引述前人专著说龙骨“生晋地川谷，及太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龙处”，主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咳逆，泄痢脓血……”
古人为药材命名时，用上了神话中的“龙”，也许是取吉祥之意，也许是故弄玄虚，类似的还有“龙脑”、“龙涎”等，很多来源于动植物的中药，命名也与其真身相差十万八千里。
剃头匠李成不知道龙骨究竟是什么，看到田地里经常被挖出的碎骨片很古老，就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龙骨。他用这些所谓的龙骨治好了自己的疥疮，由此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开始做起了龙骨生意。
以现在最基本的科学常识，这个传说没有什么可信度。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类似的传说信之者众。小屯村的龙骨生意很快做大，成了重要的龙骨产地——这个传说或许就是一套“生意经”，也未可知。
小屯村出土的龟甲、牛骨被当成龙骨入药，不知有多少商代文明的历史信息被当时人吃进了肚子。这也就是让后人哭笑不得的“人吞商史”。
幸而，1899年时，终于有一个需要龙骨入药的病人是个“识货人”。
这个人是官居清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与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者潘祖荫、吴大赝等人齐名。
那一年，王懿荣突患疟疾，便差人到北京的达仁堂药店买药。王懿荣本人也是个医药行家，他亲自查看了药的全部成分。在拿回去的药中，王懿荣发现，药方中有一味中药是“龙骨”，在翻看这些“龙骨”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龙骨”上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
金石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即金文、钟鼎文。金文的出现比甲骨文略晚，字体不同，但具有相通之处。
王懿荣当即判断出，“龙骨”上的符号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他马上又差人到药店，把所有的“龙骨”一并购回并开始研究。
王懿荣很快认定，这些带有文字的“龙骨”是比钟鼎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这些“龙骨”基本是龟甲和兽骨，因而其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在金石学之外，“甲骨学”很快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
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是现在历史学界普遍认可的一个结论。不过，他是不是在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却像“龙骨”能治病的传说一样，还有争议。
据说，当时药行收购“龙骨”有要求，“带字的不要”，以至于一些挖“药”人在找到“龙骨”后，会把上面的字先磨掉。王懿荣在药中的“龙骨”上看到有刻字，这个巧合存疑。
另外，当时居住在天津的金石学家王襄，几乎与王懿荣同时发现了“龙骨”上面的刻字。据他的回忆，当时有一个叫范寿轩的古董贩子，带着一批刻字“龙骨”找到王襄。王襄意识到这些“龙骨”的不同凡响，但苦于囊中羞涩，只买了零碎的几片。范寿轩把其余“龙骨”带到北京，被王懿荣悉数买去。
第二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天津同样沦陷。范寿轩贱价抛售“龙骨”。王襄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大批。
王襄是甲骨文最早的研究者之一，终成著名甲骨学家。他极为珍视自己的那批甲骨文。时逢乱世，王襄生活困顿，却始终守着这批甲骨文不放。侵华日军威逼利诱，西方历史研究机构许以高价，他也不曾出售一块。直到1953年，王襄把这批甲骨文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后话。
甲骨文刚刚为世人所知时，众多收藏家、达官显贵趋之若鹜。不过，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为了“藏宝”而来。
除了王懿荣和王襄，当时知名的甲骨文藏家还有王懿荣的好友刘鹗（《老残游记》作者）、晚清重臣端方、后来追随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罗振玉等。
当时，正逢西方探险家纷纷来中国寻宝探险的热潮，一大批西方人对刚刚被发现的甲骨文表现出了极大热忱。在搜罗甲骨文的队伍中，留下明确记载的就有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德国人威尔茨、加拿大人明义士等等。
除了欧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较早就留心甲骨文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亲自到安阳调查和收集甲骨文。现在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内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生涯。
一时间，“龙骨”身价百倍。
古董商人嗅得商机，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
后来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非但如此，罗振玉还辨认出甲骨刻辞中有商人先公先王的名号，确认这些甲骨是商王室遗物。
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在洹水南的小屯村出土，证明了此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秦章邯军交战时所驻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志》所记“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
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自此以“殷墟”名世。
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年，李济作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被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傅斯年是刚刚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他交给李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安阳的殷墟。
此时，距离甲骨文被发现已经近30年，距离殷墟的位置确定也已经过了20年——1908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上，第一次明确了安阳小屯为甲骨的出土地。
这块注定能有惊天发现的历史遗迹，却拖了这么长时间无人问津，最大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动荡的岁月。
自清末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陷入百年苦难，外受侵略、内有军阀混战，连年不绝。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中国得以进入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以往无暇顾及的考古终于提上了日程。
另一个迟迟不能发掘殷墟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
金石学算得上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清末，金石之学大盛，文人、高官多有喜好。金石学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精通此道者要有博古通今的学问，同时也多是文物收藏大家。
金石学家重收藏，考古学重在发掘。而在中国历史上，发掘古物的要么是盗墓者，要么是文物贩子，向来为学人不齿。中国传统的史学家，则重考据轻考古，不具备考古特别是田野考古的专业知识和训练。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5月刚刚成立。首任所长傅斯年当时三十出头，却成名已久，是古典文学和史学名家。
傅斯年曾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甚为驳杂，也正得益于此，他有着深厚的现代科学素养和科研方法。上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伊始，他就提出了对中国考古学影响深远的一个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前半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诗《长恨歌》，下半句是强调“体力劳动”，即“走路和活动去寻找资料”。
傅斯年把考古提到了中国历史学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中国还没有真正称得上专家的考古学者。
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四个组，分别是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组。傅斯年访贤问能、招兵买马，刚刚从美国归来的李济被他访到了。
李济的学历背景高得吓人。他留学美国5年，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
在李济的孙女李宁的口中，爷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只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感兴趣，不善交际。据李济自己在《安阳》一书中的记录，他和傅斯年在1928年以前并无交集。
按照李济的专业，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看上去更合理，但是傅斯年却把考古组主任派给了他。
对李济而言，出任考古组主任，实际上并不是“转行”，相反，这倒是傅斯年的“知人善任”。李济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过田野考古经验的学者之一。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李济资历稍浅，任“特约讲师”。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李济得到了美国弗立尔艺术馆出资支持的一项考古计划。经梁启超推荐，他在山西成功挖掘了西阴村史前遗址。
这个遗址收集的遗物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李宁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济都把这个蚕茧放在一个试管里，摆放在办公桌上。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当时政局动荡的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但是却成就了李济在考古学界的声名——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参与田野考古的中国学者。
对李济的任命，也是为解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当务之急”。在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傅斯年就已经想好了建所后的第一件大事——发掘殷墟。
虽然当时田野考古学观念已经零星进入中国，但是，如何在中国完成从调查、发掘到整理的过程，几乎无人拥有经验，包括傅斯年在内。
“中国的考古学无力另辟全新的考古地点，最方便的是在既有出土记录的地点中选择。”唐际根说。
“那时候中国的考古方法并不成熟，在没有方法的情况下，面对材料也是处理不了的。但是甲骨文已经发现了，王国维又把甲骨文与《史记》相互印证，这就给了考古学一个现成的断代的机会。”他说。
显然，从史料学角度出发，选择有文献支撑和完成了清晰断代的殷墟作为首次考古的目标，比寻找那些史前遗址稳妥得多。
不过，也正是因为殷墟早已声名在外，傅斯年不能确定对它的发掘能有多大收获。
由于民国初年人们文物意识的淡漠，甲骨文又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场炒得价格昂贵，奇货可居，殷墟的甲骨被盗掘十分严重，已经不知道被人挖了多少遍。
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搜集，殷墟中埋藏的珍品恐怕早已被全部挖掘了，再进一步搜寻也是徒劳无益。
为此，在找到李济之前，傅斯年先行派了当时著名的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到安阳“踩点儿”。
“确犹未尽”
董作宾是后来学界鼎鼎大名的“甲骨四堂”之一。
“四堂”指的是中国近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的字或号分别为鼎堂、彦堂、雪堂、观堂，所以并称“甲骨四堂，郭董罗王”。
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曾评价：“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句话概括了四个人的主要成就：雪堂罗振玉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为殷墟；观堂王国维把甲骨文与《史记》作了考据论证；彦堂董作宾对殷墟进行了断代；鼎堂郭沫若完成了甲骨文卜辞研究。
但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不同，董作宾不但是甲骨文的研究专家，而且长期奔走于考古发掘第一线，八次参加殷墟考古发掘。
殷墟发掘的第一铲土，就是董作宾挖下的。
董作宾也没有田野考古的经验，不知道该怎样进行挖掘。不过，初到安阳，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挖，而是能不能挖的问题。
安阳当地人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外人前来发掘无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法令杜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当时北伐刚刚结束，河南省是不是能配合发掘殷墟还是未知数；甲骨文交易大户都是黑白两道通吃，亦民亦匪……
幸而，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回到河南老家，总能有些关系。
董作宾首先找到私塾同学郭宝钧相助。郭此时是省教育厅秘书，人脉颇广，经他引荐，董作宾得到了河南建设厅长、教育厅长的支持。
随后，蔡元培、傅斯年又出面协调，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也给予殷墟发掘大力支持。地方政府部门的首肯，为殷墟的正式发掘铺平了道路。
1928年8月，董作宾到达安阳。到了这里，他就不再明言自己的真实目的了，而是一副收购甲骨的模样。
董作宾先拜访了一些本地的绅士，有中学的校长，也有古玩店的老板，通过访问，得到了大量安阳甲骨文的小道消息。
董作宾甚至找到了一个以刻甲骨文伪片为生的造假高手。经他手制作的甲骨文伪片看不出任何破绽。若不是董作宾认得甲骨文，看出伪片上所刻卜辞牛头不对马嘴，恐怕也要“走眼”。
在小屯村，董作宾还被告知，除了古董商在大肆收集，外国人也对甲骨文特别垂青。为了发财，村民们大都投入到其中。村上有个地主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宝队，正儿八经地干起来。一见此景，邻家也不示弱，也雇人干起来。两家发生了冲突。主人一招呼，双方拉起架子，竟要决一死战，后来还闹到了官府。县官下令，谁也不得再挖“宝贝”，这才偃旗息鼓。
但是当地并没有就此停手挖“宝贝”。很多村民给他看了准备出售的有字甲骨，他用三个银元买了一百多块。
董作宾在小屯村雇了一个青年人为向导，对方领他到了一个凸起的沙堆旁，称这里挖出过甲骨。这个沙堆和罗振玉1915年访问这里时的描述完全相反。罗振玉的日记中说，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种的棉花田下，而洹河边的沙堆是不能耕种的。可见罗振玉所见并不完全，他所说的甲骨文已被挖尽言之过早。
随后，董作宾又找到罗振玉提到的棉花田。田里的棉花长势正旺，畦埂间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个新填上的土坑。在其中一个坑旁，他捡到了一块没有字的甲骨。显然，这是一个近期挖掘甲骨文的土坑，无字甲骨因为没什么经济价值被随手丢弃了。
在那个炎热的1928年的夏天，董作宾给傅斯年交上了一份开启殷墟考古历史的报告，称“吾人可由此次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
“确犹未尽”这四个字，给傅斯年吃了一剂定心丸。
殷墟首掘
傅斯年得到董作宾“确犹未尽”的报告时，李济刚刚回国，还没有得到考古组主任的任命通知。而此时的傅斯年和董作宾两人，都已经为初步调查的结果兴奋不已。小屯村的地下还埋着价值难以估量的历史宝库。
董作宾的积极性更高，他制定了一份试挖掘计划，准备在“踩点儿”的基础上实地“探宝”。傅斯年当即同意，并为此拨付1000银元的经费，购买了全部田野考古所需的设备，包括测量仪器和摄影工具。
董作宾原本只带着表弟王湘等两个助手到河南，后又从上海请了一位测绘员，河南省政府很是支持，把郭宝钧等两人派来做帮手，一行六人前往安阳。
有教育厅大员郭宝钧陪同，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热情款待，提供了食宿等所需。安阳县政府还从县自卫团派出一队士兵，随同考古队前往小屯，并驻扎村里，保护发掘人员、看守发掘现场。
在小屯村，董作宾雇佣了15名村民，负责挖掘。
15名村民是庄稼汉、壮劳力，挖坑没问题，他们当中有不少也挖过甲骨，但对考古挖掘的专业技术可以说一窍不通。试挖小组的六个人，即便是董作宾这样的历史学家，讲到考古挖掘，也是头一回。没有一个“行家”，一群人只能边干边摸索。
1928年10月13日，发掘殷墟的第一铲土挖了下去。
董作宾很快发现，就连最基本的挖坑，他也不在行。
第一个坑的位置很难说有什么选择依据，只是在曾经出土甲骨的地域大致选择一块地。
董作宾的设想是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但有挖掘甲骨经验的村民否定了他的设想。
当地人都是挖长方形的沟，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尺度，铁锨、抓钩用起来方便；可以架辘轳，坑深时出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方便。
董作宾倒是从善如流，马上按村民的建议改变设计。可是挖了一天，把土都筛了一遍，一块甲骨也没有。
正在气沮，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一种中药材)，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向下挖，很快能挖出一丈来深的一个小洞，将地下深处的根茎取上来。
这种向深处挖掘速度奇快的工具引起了董作宾的兴趣，当即谈好工钱，请这位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
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黝黑，字迹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板229件，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颇丰。
董作宾十分兴奋，绘制《二十四坑之土层及其出土器物图》，开始注意到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相关信息。
11月，董作宾等人带着第一次发掘的收获，兴冲冲地返回开封，与刚刚上任的考古组主任李济会合。没想到，李济虽然也对大量出土甲骨文表示惊喜，同时却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第一次发掘殷墟的挖掘方式。
李济在后来的著作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一次试挖“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捡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绪乱，一无记载。”
傅斯年对第一次试挖的过程和结果也不是完全满意，李济后来回忆，傅斯年说：“我等此次工作的目的，求文字（甲骨文）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
只是寒冬已至，第一次试挖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只能就此终止，静待冬去春来再进行第二次发掘。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只能把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做学费。
但是，董作宾这次以甲骨为主要目标、带有探宝性质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结束了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家时代，更为后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开启了道路。
李济和董作宾的第一次碰面，就产生了一个否定的结论，似乎并不愉快。而实际上，这两位学者都有足够宽阔的胸襟，业务、学术的探讨、争论开诚布公，毫不影响个人关系。
董作宾对李济的批评也虚心接受，两人还达成了一份“君子协定”：旧历新年后到安阳再联手搞一次试掘，董作宾研究其中的甲骨文，李济负责所有其他的出土文物。
1928年12月，李济正式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从此殷墟考古发掘迎来了“掌门人”，李济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与此同时，傅斯年做出调整，把发掘组更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
“科学”的考古
1929年春，李济主持的第二次殷墟发掘开始了。
正如发掘组新的名字一样，这次发掘明确把殷墟作为发掘对象，而不是单纯地挖掘甲骨，考古方式和工作原则发生了质的变化。
发掘之初，李济就提出考古不能有挖宝思想，“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
这次挖掘中，李济提出了“科学”的考古概念：“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问题、必须有方法、记载必须精确、必须无成见、必须有耐心。”
在工作中，李济聘用了专业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了测绘，以便更准确地描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地图。
他又在遗址内的若干地点以挖深沟的方法进行挖掘，主要的目的是要清楚地了解地层下地表的情况，以便找到甲骨堆积的特征。
此外，他还系统地记录和登记了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的堆积情况和层次等等。
每个参加挖掘的工作人员也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以及田野工作中发生情况的“工作日记”。
同时，李济给大家立下规矩，“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成为所有中国考古人心中最神圣的戒律、底线。“考古不收藏，收藏不考古”至今仍是衡量一名考古人的最基本的标尺。
1929年春季，李济他们一共挖出685片甲骨，对村南、村中和村北的麦地、棉田进行了地下情况调查。挖掘结束后，他们把大量的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到北京。此时，创建于广东的史语所已经迁址到北京了。
自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疯狂盗掘已让殷墟千疮百孔，但谁也不会留心、收集与甲骨一起出土的“残陶碎骨”，更不要说那些挖出去的不同颜色的土层。只有受过人类学、考古学专门训练的学者，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边角料”上。
李济撰写的第一篇殷墟考古的论文《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关注的就是土。论文首次提到了“地层学”的观点。他根据考古过程中的发现和记录，认为殷墟的地下堆积分为三层：最深层是殷商时期的文化堆积；覆盖其上的是分散众多的隋唐墓葬；最上面的是现代堆积层。
董作宾亦是殷墟考古自始至终的核心人物，他直接参与、主持的发掘就有八次。而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著名专家、“甲骨四堂”之一，他最大的成就当然体现在其甲骨学研究上。
董作宾最值得敬仰的研究成果当属《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及《殷历谱》。前者完成于殷墟发掘期间（1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研究的十项标准，把甲骨分为五期。从此甲骨学研究有了精准的年代学依据。这样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就是科学考古的成果。
考古学家的摇篮
殷墟发掘从第二次开始走上科学考古的正轨，本该就此提速，没想到，当年秋季的第三次发掘就遭遇了横生的枝节。
历史语言研究所遭遇的最大一次麻烦发生在1929年到1930年之间。
殷墟发掘开始之时，中研院和河南地方政府曾在出土器物的归属和保管上有所约定，出土文物主要交给河南地方部门保存。
但在1929年春第二次考古发掘之时，李济等人就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
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的发掘集中在春秋两季，因为冬季天寒地冻，不具备野外考古的条件，夏季雨水过多，对挖掘中的历史遗迹容易造成破坏，所以这两个季节被回避开了。
考古人员在乎季节，盗掘古物的人可不在乎。考古人员不在的夏季和冬季，成了他们大肆挖掘文物的时机。
最初，安阳的盗掘仅仅集中在甲骨上，主要参与的人是古董商，销售市场以北京和天津为主，开封也是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盗墓的规模迅速扩大，几乎所有类别的安阳遗物，都成为盗掘者的目标。
殷墟的第二次发掘成果颇丰，李济和董作宾为了保护出土文物免遭破坏，把部分文物带回了北京进行整理和研究。
这个做法触怒了地方政府。
率先反对的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他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
这场殷墟文物之争，让李济等人在安阳的第三次挖掘中断了三个星期。
殷墟考古陷于停滞，1929年底，傅斯年赶到河南开封斡旋，对李、董二人的做法进行了解释，并且承诺史语所绝不会独占文物。
然而，在此期间，何日章已经在安阳组织了新的挖掘，这次挖掘一直持续到1930年的春天，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虽然这场政治性的干扰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中的很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
国民政府立法院确实在1930年6月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一条规定：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都无权发掘。但是，在地方势力割据的政治环境下，安阳乃至全国的古物市场都没有严格贯彻这项法令。
1930年以后，以面向欧洲和日本买家为主的洋庄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山中商会甚至曾派员专门坐镇安阳。
在这样的条件下，史语所的考古组一边处理地方矛盾，一边与殷墟的盗掘者“赛跑”，在1937年殷墟因抗战爆发停止挖掘之前的十几次考古挖掘中，获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考古成就。
1931年，殷墟第四次发掘时，来了一位新成员——梁思永。正是他的加入使得殷墟发掘技术日趋成熟，甚至有人认为殷墟发掘从此才真正符合科学考古的方式。
殷墟前三次发掘，虽然李济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但田野技术却是他的弱项，梁思永恰恰在田野发掘技术上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是殷墟考古过程中第一个真正受过现代科学考古训练的人。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192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在哈佛学习时曾参加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遗址发掘。
梁思永依据土质土色不同划分地层进行发掘，而不是之前殷墟发掘所采用的人为划分水平地层的方法。即便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洲考古，这也非普遍方法。采用这种发掘方法，梁思永在殷墟后冈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极其著名的“后冈三叠层”。
“后冈三叠层”发现之前，学者们对西部彩陶文化、东部黑陶文化以及中部灰陶文化三者的早晚关系众说纷纭，而早晚的年代学问题恰恰是深入研究的基础。梁思永采用正确的发掘方法，解决了这个学术难题，这成为了解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梁思永还主持了第10、11、12、14次殷墟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对殷墟王陵区的大规模发掘，确认了殷墟王陵的存在，这对研究殷墟布局及早期王陵制度提供了珍贵材料。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殷墟考古第一阶段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被迫暂停，为期十年。十年间，不但考古成果硕果累累，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期间培养出了第一代的中国考古学人。
以董作宾挚友身份参加殷墟第一次发掘的郭宝钧，后来“半路出家”，从河南省教育厅转入中研院史语所。因为没有相关专业的知识背景，他边干边学，后来主持了殷墟第八次、第十三次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郭宝钧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1950年至1957年，国家进行了第二阶段殷墟考古，郭宝钧主持发掘了著名的殷墟武官村大墓，为论证商代是奴隶社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更有一批初出茅庐的考古工作者，从殷墟开始了考古生涯，其中核心的十人有“考古十兄弟”之说。他们之中，除两人在后来的战乱中英年早逝之外，走出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耀、甲骨文研究泰斗级专家胡厚宣等，1949年随中研院去台湾的有四人，石璋如、高去寻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俱为考古界一代大师。
1938年，殷墟考古中断之后，殷墟发掘团辗转来到长沙。国家危亡之际，众人各有选择，有四人奔向延安，六人或留在史语所，或分配到中央博物院。石璋如曾撰文深情回忆他们在长沙清溪阁饯别的情景：
参加的人除了十兄弟，还有李、董、梁三先生及几位技工。想想来日分别，前途未卜，大家只能以酒买醉，一口气喝下11杯：第一杯“中国万岁”、第二杯“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史语所万岁”、第四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第七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先生健康”、第十杯“梁先生健康”、第十一杯“十弟兄健康”，如此大家醉得一塌糊涂啊！
走出疑古时代
在中央研究院主持的安阳前后15次发掘中，一般认为成就最高的，是第十三次挖掘中H127地下档案库的发现。
这个在小屯发现的地下贮藏坑里，堆着数以千计的字甲。
1936年6月12日下午四点，根据工作安排，李济他们即将结束这一天的挖掘工作。
他们的工作一般是五点半收工，结果在一个半钟头的时间里，不过半立方米的土中，挖出了3760块龟板。
于是，单为了这个坑，他们第二天又整整挖了一天。文物的数量和种类远远超出了李济的想象。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只取出了埋藏珍品面上的一小部分。
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出于安全考虑，有人提出把这坑甲骨整体“搬家”。
他们又花了四昼夜的时间，最终把堆积成一体的甲骨整体挖了出来。这个巨型的甲骨堆积块重达数吨，在场的考古人员都上手也没法搬动。最后是找到了一家棚杠队，动用了64个壮小伙儿，用木杠肩挑背扛，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了火车站。几天以后，甲骨运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南京，安放进了图书馆大厅里。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董作宾的助手胡厚宣成功剥离了档案块中的甲骨，数量之巨令人惊叹：一共清理出甲骨17096片，占史语所15次发掘出土甲骨片总数(24918片)的68.6%。而在百年来殷墟出土甲骨片总量中，H127坑的甲骨数量也占十分之一还多。
根据甲骨文断代研究，这个坑里甲骨文的时代为商代武丁时期。如此巨量的甲骨只能是有意贮存的档案库，存储地只能是商代都城。
《史记》记载，武丁是商代第二十三位君主，他的叔叔、商代第二十位君主盘庚把国都搬迁到了殷，史称“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后，推行商汤的政令，从此百姓安宁，商朝国势再度振兴，到武丁时期达到顶峰。故后世称商朝为“殷”或“殷商”。
“在这个著名的H127坑发现以前，李济他们已经找到了商王朝的王陵区和宫殿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城地望的记载。而H127坑的几千片龟甲，使得殷墟曾经是商代晚期都城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唐际根说。
殷墟考古带给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结论，是把中国的可靠历史推进到了商代。
此前，根据断代的最精确方法和最严格标准来测算，中国可考历史的始年可定为公元前841年。这个时间约为殷商灭亡后的200年。
而安阳殷墟的发掘，让在这之前若干的历史空白点，获得了实证。
成汤伐桀、盘庚迁殷、武丁拜相、商纣淫乱等传说，在考古证据的印证下，不再只是典籍中记载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确实可考的史实。
这样一来，有物证可考的中华信史向前延伸了1100多年。因为此前只有典籍记载，并无实物证据，西方不承认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
非但西方，中国史学界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疑古”思潮笼罩。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观点就是胡适所说“东周之前无史”。周代青铜器，是当时能够找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历史物证。“疑古派”对东周之前无物证历史的态度是“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从殷墟开始，史影变成了信史，中国的史学家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那一代的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的大量早期文献，特别是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新启动了中断十余年的殷墟挖掘，在小屯设立了考古工作站。此后数十年的田野发掘中，殷墟的研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
时至今日，殷墟成为备受全世界关注的历史文化遗址。殷墟博物馆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甲骨文发现地”六个字。殷墟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如此，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6年3月22日
原标题：寻史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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